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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入的性格
与沿海其他省份的人相比,浙江人能吃苦;与内地人相比,浙江人很灵活。浙江人的创新能力和吃苦精神是外地人都十分佩服的。不仅如此,浙江人还胆子大,敢闯敢干,只要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,他们都敢去做,这种观念就是勇于创业。
在很多浙江人口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使一位北方的大学生很受启发,而对于浙江人来说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:
1983年,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学生让校门口一位18岁的浙江姑娘补鞋子。大学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:“中学毕业干这个,不怕人家看不起吗?”姑娘也以同样的口吻反唇相讥:“你穿双破鞋就被人瞧得起吗?”大学生又问:“你补鞋补到什么时候?”姑娘回答:“补到人打赤脚的时候。”大学生又问:“那你将来打算干什么?”姑娘一本正经地答道:“想开一家小店,自己当老板。”大学生感到不可思议:“好大的口气,你有资金吗?”姑娘似乎对这个书呆子有些不耐烦:“你没看见,我这不是正在攒钱吗?”
浙江人的个性在这个补鞋姑娘的身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人们在总结浙江人的精神时,总是说他们“特别能创业”。这是一种务实的睿智,浙江人的聪明在于当某些人还在顾及自己的面子犹豫不决时,他们已从这些人的口袋里赚取了大把的钱。浙江人的性格糅合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北方人的豪爽,他们的品质最适宜经商。
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,只要能过上好日子,什么苦都能吃,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。他们讲求实效,不尚空谈,踏实苦干,只做不说。面对指责,不屑于争论;面对成绩,也不愿炫耀。自强,是很多浙江人在艰苦情况下仍然奋斗不息的精神写照;务实,则在不少大老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在创业之初,他们可以擦皮鞋、卖快餐,做许多人不屑于做的小事。
浙江人的群体性格呈现出一个有趣而鲜明的对比:女子多以大刺刺的野性活泼见长,男子则以文绉绉的风雅内敛闻名,正应合了“阴阳互补”的天意。从美学的角度讲,女子多些豪爽之气,会更添几分妩媚,男士多些玲珑精致,则会变得更加俊美。这个特点在浙江人的群体性格中表现得相当明显,显出别样的文化张力。
不管你愿不愿意,浙江的女子总是显得更有名气、更能折腾些。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“不讲规矩”,而最不讲规矩的首推那位白蛇娘子。当年,她与那个青蛇妹妹在深山老林里隐忍千年,好不容易修炼成人身,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。然而,这两个小妮子,却无视什么“妖道仙规”,非要到人间转转,体验一下“感情生活”。正是她的所作所为,使从桃红柳绿里走出的越女,在妩媚婉约之外,又多了一份火辣辣的豪爽之气。
许多年以后,一个同样性格的女人曾经用头撞击雷峰塔,为白娘子叫屈,为自己鸣不平,她就是鉴湖女侠秋瑾。她是一个更不讲规矩的女子。不但不恪守“妇道”、相夫教子,而且以国事、天下事为己任,还跟着一大帮热血男子跑到日本留学。这还不算,她还着男装,佩短剑,与革命党人称兄道弟,把酒阔论时事。后来,她加入同盟会,回国创办大通学堂,并秘密筹备起义,不料事泄被捕,英勇就义。虽然她最终与白娘子一样,被镇压了,但她并不后悔。当她低吟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时,也许想起了计较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乙己,想起被孙子痛打的阿Q,想起假洋鬼子,想起那些兴奋围观“女革命党人”的麻木看客,她也肯定想到了那个要用鲜血来惊醒世人的谭嗣同。现在,她要做同样的事,怕是不怕的,恨也没用,愁的只是这些看客到底需要多少鲜血才能被惊醒。她只是坚信她的血是必须流的,于是她走得那么平静、从容。
白娘子为“小家”而反抗,秋瑾为“大家”而流血,在她们单薄的香肩上,自愿承担的却是“家、国”两副沉甸甸的重担。她们敢与男人比肩^礅与英雄竞争,却从不失女子纯真本色。她们不张扬,不邀功,只是利用自己的力量,完成必须担负的使命,至于是非成败,则留给后人评说。白娘子如是,秋瑾如是,小凤仙也如是。
小凤仙在近代很有名气,源于她与蔡锷将军间的一段“知音”传奇。这位姑娘是钱塘人氏,因父亲被不义朋友拖累,倾家荡产,无奈做了妓女。然而,虽身在青楼,却洁身自好,极不守“规矩”。她对那些有钱有权的老爷们,常常是冷眼相待,率性而为,懒得求媚取宠。直至她碰到蔡锷,凭着天生慧眼,一下子便认定这是一个非常人物。一曲高山流水,一番慷慨陈词,使得将军不得不刮目相看,而后相识相知相爱,自在情理之中。她美丽、痴情,而且大义、大气。她知道爱人外似欢娱,却是内怀郁结,他的志趣不应该,也不可能消磨在花天酒地。于是她忍辱负重,巧演“苦肉计”,妙施“障眼法”,先智救家眷回粤,后亲护将军离京,使英雄终于摆脱困顿,再度雄起。然而“天不助英雄”,将军过度操劳,不幸早逝。小凤仙悲伤欲绝,亲书挽联:不幸周郎竟短命,早知李靖是英雄。又书:万里南天鹏翼,直上扶摇,那堪忧患余生,萍水姻缘成一梦;几年北地胭脂,自悲沦落,赢得英雄知己,桃花颜色亦千秋。
浙江文人是最纯粹、最有传统气质的文人,风雅、风流与飘逸,如谢灵运、王羲之、王献之等。也许正是这些曾在会稽游山玩水、植竹养鹅、谈诗论道的高士名流初步奠定了浙江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性格。这种潇洒,以写就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绝妙诗句的林和靖最为有名。他的“梅妻鹤子”,把文士的风流诗化出“飘飘欲仙”的感觉来。
提起诗名,不能不提苏小小。她的名气之大,大得墓前要建“慕才亭”,以供往来不绝的名士才子凭吊。她的名气之重,重得千百年后,竟有同乡诗人以与她攀亲为荣。诗人袁枚就曾镌一小章:“钱塘苏小小是乡亲。”按道理,浙江历代不缺名士高人,若是攀亲,不难找出更有重量级的人物来。而这位诗人却执拗得可爱,独以她为荣,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
众所周知,她只是一名妓女,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诗稿,但是历来文人却独独偏爱她,有关她的诗篇也是举不胜举。如“苏小门前花满枝,苏公堤上女当垆”,或“苏家弱柳犹含媚,岳墓乔松亦抱忠”,或“苏家小女旧知名,杨柳风前别有情”等等。
当年的苏小小,很漂亮,很纯情。她曾写过一首很有名的《同心歌》:“妾乘油壁车,郎骑青骢马;何处结同心?西泠松柏下。”把年轻人初次相会的情节描述得清新而又美妙。据说她还很慷慨,很大方,曾在西湖岸边偶遇一个落魂书生,即赠银百两,助他上京赶考。她也很超然,很潇脱,因为重病,二十岁出头就香消玉殒了,但据说她对死看得很淡,并庆幸在最灿烂的季节随风而逝,风骨里的超然飘逸构成她独立而唯美的人格,这是她最大的特点,也是最吸引人之处。
江南文化的发达,无不与南宋迁都临安(杭州)有关。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,必然刺激了当地文化的整合与发达。南人本就才思细密,敏感多情,再加上君王的个人偏好,一时间,纤巧冶艳的软语艳词以“流行文化”的态势铺天盖地、汹涌而来。当文化的风向标已经彻底倒向婉约一边,诗曲艳丽,重视格律,也就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色。如乌程人张先的“天不老,情难绝。心似双丝网,中有千千结”,永康人陈亮的“闹花深处层楼,画帘半卷东风软”,会稽人王沂孙的“最堪爱,一曲银钩小,宝帘挂秋冷”,音律优美,格调清新,无不纤巧得可爱,艳丽得动人。
与越女的慷慨激昂、文士的风流俊逸相比,浙江男子在性情上还有另外一面,那就是敏思、隐忍和练达。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远,行动起来更讲实效。如鲁迅先生一辈子都在战斗,用牙用笔。先生骨子里也是激烈的,但他的表达却是坚韧而圆通的。先生不喜欢,也不赞成做无谓的牺牲。他“逃”来“躲”去,不是害怕,而是为了更有效地、更长久地战斗下去。当年,先生的同乡秋瑾女士从容面对死亡,需要莫大的勇气,而面对惨淡的人生、黑暗的现实,孤独地与荒唐、愚昧、邪恶打斗较量,则需要更大的勇气、耐心与智慧。
众所周知,绍兴的师爷有名,俗有刀笔吏之称。所以当先生骂到别人痛处时,就有些人讽刺先生“极尖酸刻薄之能事”。诚然,先生的笔是尖锐了些,有时也过于敏感地骂了一些人,但他绝不是针对个人的,他骂的是国民的劣根性,在骂的人里头,自然也包括他自己。
绍兴城还走出一位近代文化界里最有影响的人物,这就是大教育家蔡元培。先生是实干家,他知道,中国文化界的事,争论固然是有益的,但他更愿意在自由、开放、民主的前提下,让大家有话好好说。于是,在他的努力下,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诞生了,一个先进的思想库建立了,一块自由的先锋文化阵地开辟了。当年的北京大学里,既有长袍马褂的遗老教授,也有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,长衫、辫子、洋装、手杖构成一道绝妙的人文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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